劉鑒泉校讎學述論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惠賜《儒家郵報》
時間：孔子2565年暨耶穌2014年6月7日
摘要：雙流劉鑒泉（名咸炘）學博而思深，著作遍于四部。于校讎目錄之學，亦進修自得，有《續校讎通義》、《校讎述林》、《目錄學》諸作行世。辨經傳之體，推子書之原，明文集之流衍，論小說之名實，皆有獨見。于《漢志》部類條別、辨章學術之義，尤三請安焉。于章實齋言公之說，引其端而加詳；于互著別裁之義，則闡發其精義而匡救其太過。以爲全國之文，以內容分，不過事、理、情三者，事爲史，理爲子，情爲詩；以體性分，則不過記載與著作，史爲記載，子、詩則著作。全國之學惟事與理，其學在史與子，集則情文而兼子史之流，經者三者之源。明乎此，則知四部之中，史子爲主，經在上而集鄙人。以此統御一切學術，則能執簡以馭繁，通古今成一貫，時有新見卓識。論明末三風、子學流變，即其例也。
關鍵詞：劉鑒泉（咸炘） 校讎 七略 四部 輯佚 辨僞
一、序說
雙流劉咸炘（鑒泉）晚世通人，學博而思深，著作遍于四部，勝義繽紛，抽繹難盡，雖博涉多方，其基礎實在校讎之學，有《續校讎通義》、《校讎述林》、《目錄學》諸作行世，自謂：
無論治何書，必先知校讎法，不獨爲繙書也。校讎者，乃一學法之名稱，非但校對罷了，不過以此二字表讀書辨體知類之法。章實齋師長教師所有的學識從校讎出，吾之學亦從校讎出。章師長教師云：“爲學莫年夜乎知類”，明言其本。故其書首即論六藝。吾之知言教學場地論世，皆從認識六經本體發布。[1]
實齋以爲，校讎非僅“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”，而是爲學之法，即所謂“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”。[2]鑒泉取其說，并更進一解，云：“章師長教師之書，至精者一言，曰：‘爲學莫年夜乎知類。’劉咸炘進以一言，曰：‘爲學莫年夜乎明統。’明統然后能知類。類族辨物，必本于四象兩儀也。”[3]此所謂統，不僅是羣書的綱領個人空間，並且是宇宙之年夜統，所謂四象兩儀，亦便是道。鑒泉認爲，這宇宙的年夜統體現于六藝，故曰：“統莫年夜于六藝。六藝者，《七略》之綱，老之所傳，孔之所定。”孔、老這般，莊周與太史公亦然：“子莫超于莊周，而《全國》一篇，首論六藝；史莫工于馬槍，而《序》論《易》《年齡》之隱顯。故章師長教師之明六藝，其功偉矣。”又曰：
學譬如屋焉，諸學專門之精，猶之楹柱欂櫨，各有其用，蔽不自見。茍見其各有所安，不飾其短而沒其長，不強所不知而自豪所知，如居屋中而目周四隅，年夜體俱見，已爲通矣。若通乎六藝之家教流別，乃升屋極而觀，高低四旁方圓之至，皆定于一。又譬之行禮樂焉，諸學專門之精，譬如鐘師磬師；通于六藝之流別，則小宗伯辨位贊儀，指揮羣工，各從其類者也。[4]
其爲學之所祈向，即此可見。
《推十書》以《中書》二卷爲首。“《中書》之名，對《左》《右書》而言也。《左書》曰知言，《右書》曰論世，如車兩輪。《中書》則其綱旨也。”[5]鑒泉認爲，人間世的一切，都在不斷的變動之中，任論一事，皆須論其世，論世的目標，即在“御變”。御變之際，切不成“偏于一端”，應當“執其兩端而用此中”，以免太過與不及之弊。論世爲縱，以“通古今之變”；知言爲橫，“以兩觀之”，“用中正偏”。就四部門類而言，論世爲史，知言爲之，二者相輔相成：
不論其世，無以知言，故讀子不讀史，則子成夢話。不知其言，無以知人，故讀史不讀子，則史成賬簿。學如讞獄，論世者審其情，知言者析其辭。讀書二法，曰進曰出。審其情者，進也，虛與委蛇，道家持靜之術也。析其辭者，出也，我心如秤，儒者精義之功也。進而不出，出而不進，昔儒之通弊，儒道末流所以流于苛蕩也。二法具而無不成通之書，書亦無出子史之外者也。雖然，不見全，不知偏，不知六合之純，前人之年夜體，何故解蔽而見始終哉？故必先明統，統莫年夜乎六經，知六經之形分神一，則知兩矣。校讎者，辨分形也。體器明而旨可求，各得其當，無泥拘誣鑿之弊。永終知弊，必類族辨物也。
讀書治學，必當論世與知言，如車之兩輪，不成或缺。車行不成無御，治學亦不成無統，統之最年夜者乃“形分神一”的六經。形既分，則必須知其若何分，何故分，此即“知類”，爲“明統”所必由。故曰：“知言論世，總于明統知類。”[6]
二、以七略法治四部
鑒泉著有《目錄學》一書以授徒，指出所謂目錄學，便是古時所稱校讎學，“以部次書籍爲職”，“而書本真僞，及其項目篇卷亦歸考定”，更須知“古之爲此者，意在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與東方所謂批評學者相當，中具道理”，校勘異本等，衹是其末務。“所謂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關諸羣學”，此中的道理，乃“辨論所聚”，并非“僅有考證成例罷了”。羣書須分部，“部平分類，類分子目，明揭之中，講座場地復有暗敘，支條門戶，繁密過于律例”。是以，“部類一事，于目錄學中，最爲主要”。[7]部類一事的關鍵，則在“以七略法治四部”。[8]劉歆以七略部次羣書，后世代之四部，乃勢之所趨，不得否則，章實齋知之甚明，故主張“存七略之意于四部”。但是其自撰《和州志》，“一用七略舊法”，進退掉據，徒增紛擾。須知七略與四部，部次雖分歧，而年夜義本無殊異。四部的年夜義是：
以史子爲干。六藝者，干之根也，別爲經部，但收附經之傳說。六藝之流，則歸之史焉，私密空間別出則子焉。文集者，由詩賦一略而擴年夜之，兼收六藝之流者也，則殿焉，是干之末也。譬之于人居，史爲大批，子爲小宗，經則廟也，集則小宗而又雜居者也。經、史者，七略之六藝；子者，七略之諸子、兵書、術數、方伎；集者，七略之詩賦。這般，則四部猶七略也。
此說與後人之分歧，乃在“昔之視四部爲平列，今之視四部，則史、子爲主，經在上而集鄙人”。其依據是：全國一切文字，以內容分，不過事、理、情三者，“事爲史，理爲子，情爲詩”；以體性分，則不過記載與著作二類，史爲記載，子與詩則是著作。“詩不關知識，知識之地點，則史與子罷了。全國之學，惟事、理，故全國之書，惟史、後輩矣。集則情文而兼子、史之流者也，經則三者之源也。”[9]
經的內容便是六藝；經爲羣書之源，恰是指六藝可統一切學問，與紹興馬湛翁（一浮）之說桴鼓相應。但是二者于雷同之中，自有其異。湛翁以爲，六藝不單統諸子與四部，亦可“統攝現在西來一切學術”。六藝之所以能“該攝一切學術”，不在諸子出于王官（此說“不成依據”），而在“六藝本是吾人道分內所具的事，不是圣人旋設定出來”。這般議論，顯然是出于理學家之見。[10]而鑒泉則有取于章實齋“六經皆史”說，云：
凡文不過理、事、情三字。《禮》記現在事，《書》、《年齡》說過去事，《易》說未來事。前人不過事而言理，理即在事中。《詩》則情也，然情亦由事生，白居易所謂“詩合爲事而作”也。凡文皆當爲事而作，故曰：“六經皆史。”[11]
既知經乃最古之書，前人不離事而言理，于是便可說：“史之于經，如子之于父；子之于經，如弟之于師。”《書》、《年齡》、《禮》之流而爲史，清楚易見。至于《易》，“雖言理而意在躲往知來”，《詩》則“雖言情而意在觀風俗”，“其用皆與史同”。若就體裁而言，則《易》“流爲術數”，《詩》“流爲詩賦”。詩賦之“別爲一略”，乃因“情文與事理并立”之故。術數與方伎、兵書不進諸子類，重要緣由則是“通理與應用之分”：“蓋諸子皆言年夜理，舉一義以貫眾事（即陰陽家亦非止言術數之理），兵書、方伎、術數，則局于一事者也。”是爲“七略之年夜義”。[12]
七略與四部之年夜義既明，即可“以七略法治四部”了。其法共四項：“一曰尊經，二曰廣史，三曰狹子，四曰卑集。”經部所收，“當限于經之傳、說”。律呂之書不成“進于樂”，如宋人鄭寅所說，“儀注、編年，不得附于《禮》、《年齡》，則后之樂書，固不得列于六藝”（鑒泉以爲，“此論甚卓”）。同理，后世所謂通禮雜禮之類，亦不成“附之于禮類”。此即所謂尊經，其要在于“往禮樂之妄附”。[13]所謂廣史，則是“茍非詩賦、子、兵、方伎、術數，無不當進史部”，史部不成僅限于《年齡》類。因爲史本指“記事”，故“記實事者，皆史也”，譜錄、雜記是以不當進于子部。鑒泉解釋說：
謂史出《年齡》，特見史部首紀傳，而遷書《七略》附《年齡》耳。官禮流爲政書，禮經流爲儀注，軍禮、司馬法流爲軍政，《尚書》進于《年齡》而爲雜史之原，何一不進于史？使就《七略》之書而以四部法分之，六藝所附，無一不在史部也。獨《易》流爲術數，《樂》流爲樂律，《詩》流爲辭賦，下賤浸廣，別專部耳。故明乎六藝之流而史廣矣。
而章實齋撰《和州志》，其《藝文書》“全用七略法，以詔令、奏議進《尚書》，琴調譜進樂，儀注進禮，年歷、紀傳進《年齡》，而別立記載一門，分地輿、方志、譜諜、目錄、故事、傳記、小說、傳奇八目”。鑒泉以爲，此爲泥古而欠亨今。曰：“從吾之法，經部爲源，史部爲流，聲名源流，眾知史部之皆出六藝官守，奚必附六藝爲一部而后明？”[14]
所謂狹子，其理據是：能成一家言者，方得謂之子。“九流既衰，成家之學已少，兵書、術數、方伎合并，后世子部已廣，何爲乎譜錄、雜記、類書皆進子部乎？”子、史之別，其實甚爲明顯，即“實事與虛理、記載與著作之分”。但是一書之中，實事與虛理、記載與著作，往往兼而有之，是以史與子，頗有相收支者。如政書中有議論，亦有應用之術；刑法之書屬于軌制一類，而此中亦有律學；禮屬軌制，而亦有禮學。處置之方，在于辨明一書以何者爲主。如禮學、律學，雖有說理者，但畢竟是以軌制爲主，固當進之史部。兵書雖與兵制相收支，“而權謀、形勢、陰陽、技能與編制營伍之法，終不雷同”，故可分別列進史、子。術數、方伎，雖有官守，實則都是平易近間相傳的專門技術，官書衹是“因此定之”罷了，與“禮、刑之爲儒者通講者分歧”，終究以技能爲主，自當進于子部。至于樂類之書，“亦有軌制，然其狀實與兵、術、方同，而不與禮、刑類”，是以亦當進于子部。“由是以談，禮學律學，附禮、律而進史部；樂與兵、術、方及諸藝術（書畫、篆刻之類）竝立于子部，仍次九流之后，以示純理與應用之分。兵之軌制在史，樂之軌制進子，斯亦皎然不混矣。”[15]
集部乃后起之物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、《隋書·經籍志》撰定之時，集部并無子、史專書，后世集部既盛，“爲下賤所歸”，“已成萬不成反之勢”。章實齋“欲條其能成家者著于敘錄以杜濫”，其意固是甚善。而其撰《和州志·藝文書》，“竟以儒者文集進之儒家，其余進之雜家，自謂能明古者立言之旨”，實則甚謬。九流既衰之后，人人“皆貌儒術”，而“不成家者十之八九”，與“兼儒墨合名法”之古雜家分歧。即使是成家者，“亦未易別其爲儒、道、法、縱橫也。必強定之，則皮相”。于是后世文集，便以“儒、雜二家爲龍蛇之菹”。並且后世文集雖甚雜，終究以詩賦之流爲多。“既用七略法，則不得不列詩賦專集，而詩賦多者反以爲文集而溷進雜家”，顯然是行欠亨。總之，“集本卑聚會場地名，非復《七略》之舊”；其名既已卑，無妨多容，何須強附于諸子？[16]
明于七略義例，當然是年夜有助于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但是后世書籍日增，非四部所能容，“強編四部之中，而四部以蕪，七略以亂”，“收之不成，棄之不克不及，惟有別爲外編，使與四部竝立”。依章實齋之見，此等書籍難于地位者，有鈔輯、類書、評點三類。鑒泉由增三類：雜記、考證書、蒙求，以爲除評點外（鑒泉以爲，實共享會議室齋將評點書盡附于詩文評類，太過籠統，“專論文者宜附文評，兼考論者仍宜依本書，各歸其部”），“余五者當統爲外編，以別于四部”。類書門類衆多，“所該甚廣，非專于典章與藝文”：“或主益辭章，搜求秀艷；或取便繙檢，網羅數名。其體甚年夜，不比鈔摘之短書；其用亦宏，不比考史之譜錄”。顯然不是四部所能賅括，非別立一門不成。鈔書與類書分歧，鑒泉列舉三種：“鈔輯羣書，刪爲簡本，如《羣書治要》、《說郛》之類，一也。纂錄雜記，依類分編，如潘永因《稗類鈔》之類，二也。摘比華采，略分門類，鈔一書如洪邁《兩漢博聞》，鈔羣書如《儷府字錦》，限一體如《詩賦四六》之類，三也。”此等書既無現成門類可歸進，自當如實齋所說，別立一門以地位之。所謂雜記，乃指“札記、隨筆之書”，“記事論文，考古談今，年夜或關于經史，細或涉于販子”。自宋代以來，此類書籍日出而不窮，“目錄家強附之子部，又分其多記事者進史部”；《四庫撮要》則“于雜家中立雜考、雜說二目，又以記事年夜者進雜史，小者進小說”。但是須知，古時所謂雜家，于儒墨名法兼收并蓄，其主旨雖不純，卻獨樹一幟，“非雜說之比”。雜史本指“紀傳、編年二體外之成體者”，小說則“揚厲多風，意存諷勸”，此等書籍，歸類爲難，處置不當，便“子、史二部皆亂”，故不成不進之于外編。考證與蒙古求二類之書，亦非四部所能該，故亦當進于外編。至于叢書，乃“匯刻之書”，必須分別處理，“簿錄卷帙，則當別爲一目/條別種類，則當散歸各門”，亦即躲書之時，別置一類；著錄之際，散歸各門。[17]
綜上所述，可見鑒泉治校讎之學，以樹立標準爲先務，云：“凡分類必有標準。若標準歧出，則類例欠亨。”但是世間事物，“介在兩歧、收支二類之事，則恒有之。雖物質科學歸納所成之類例亦然”，更何況部次羣書？“書籍之質素，本多混雜”，校讎學中著錄之事，“以一書爲單位，又不克不及如治物質之隔離剖析，其所分交流類例，不過論其年夜體罷了”。章實齋因此有“別裁、互著之法”，以濟其窮。即以一篇文章而言，“敘事之文豈無論議之語，抒懷之作亦有記述之辭”，但是一切文字分爲事、理、情三年夜類這一基礎事實，并不是以而破。由此可知：“部類之標準，配隷之界畫，不克不及極其嚴明，固勢之必定，而非學者不精之咎也。”可是這并不等于說，部類可以無標準，配隷可以泯界畫，祇是無法“極其嚴明”罷了。此所謂標準，鑒泉列出二項，即體與義：體乃“著作之體裁”，義則是“學術之統系”。除此二者之外，“一切分類之標準皆不成用”。昔之著錄家于此懵然莫辨，“往往歧據他端以亂部類”。“如《四庫撮要》以官定儀注進政書，私儀注則附經部，是以作者之官私爲斷也。律呂之學進樂類，謳歌弦管則進藝術、詞曲，是以論者所定之雅俗爲斷也。記事年夜者進雜史，小者進傳記、小說，是以事之鉅細爲斷也。別傳在傳記，而明高皇后傳則進雜史，是以人之貴賤爲斷也。”凡此皆是標準不明，徒以自擾之例。[18]
鑒泉又指出：“條別著作，雖以義爲主，而分別部居，則以體爲主。”易言之，校讎之職，本是“分別部居”，由此而“條別著作”，達致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之鵠的。若不知分別部居，便談不上校讎目錄之學。將一切書籍分爲史、子、集三類（經則是三者之源），便有了所謂四部，恰是就年夜體“分別部居”的結果。史、集二部的小類，是“以體分”；其細目，則“或以義分”，但是亦祇是“其所究而非其所立”（按：所謂所究，乃指窮其流，所立則是就源頭處而言）。兵書、術數、方伎三者，亦是這般。惟有九舞蹈教室流，纔是按照“所立之旨義”而分。子部雖是以義而分，但是子之所以爲子，卻是就“體”而言（“其體固異于史、集矣”）。以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而言，其義豈是有合于《年齡》？又如《太玄》，乃擬《易》而作，若用七略之法，當附于《易》類，但“四部既分，又非官書”，便祇能歸進子部了。若僅以義而分，則“六藝同出于圣人，亦無庸分爲六門矣”。但是“后世不知辨體而執辨義，往往以義混體”，子部收書之濫，正坐此弊。釋、道二家書之部類，“尤爲不成解”。“釋家有經、律、論，道家有經、誡、科籙、語錄、丹訣”，自當屬于子類。但是《佛祖通載》爲雜史，《釋迦譜》、《，三躲法師傳》爲別傳，《高僧傳》、《列仙傳》、《仙人傳》爲匯傳，《眾經目錄》爲小學，《法苑珠林》爲類書，《宏明集》乃總集，《開元釋教錄》、《道躲目錄詳注》則是目錄，一概歸于子部，若何說得通？晁公武《郡齋讀書記》謂“《仙人》、《高僧傳》應系傳記，以其猶《列女》、《名流》”，鑒泉以爲，“其見卓矣”。法顯《佛國記》乃游記，古人進之于地輿類，而張之洞《書目答問瑜伽場地》“謂其書主釋教，進之佛家”，若以“意主”而論，“則《文士傳》意在辭章，可進總集乎？”《良吏傳》意在政績，可進政書乎？又，“馬遷宗道，班固宗儒，未聞有進之儒、道者也。”可見著錄之際，決不克不及“以義混體”。[19]
三、條別著作之體裁以明學術之統系
校讎家著錄之時，當然當以體爲主，但是鑒泉研治校讎的目標，決不僅是部類羣書，而是旨在“明統知類”，亦即經由“著作之體裁”以明“學術之統系”。在鑒泉看來，六經或六藝之主要，不在其爲圣人所教，亦不在馬一浮所謂“出于吾人道分”，而在其爲后世學術的源頭。[20]章實齋以“六經爲史，爲政典，爲典章軌制”，鑒泉對此，不表贊同，謂“不如直謂之爲正書”，曰：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謂之四術，《易象》、《年齡》、《周禮》斯在此，固皆當時所尊以爲副本者也。即不經孔子之裁，雖無經名，罷了可名爲經矣。無論經之名爲孔子以前所已有，或爲儒者尊之之詞，要其所以爲經，固不因圣裁。”故實齋所謂“六經初不爲尊稱”，其說甚是，而其“義取經綸”之說，則難免“稍褊”。總之，“經者，書之正，傳者，書之副也”。孔穎達所謂“凡書非正者，謂之傳”，最爲簡要。鑒泉對此解釋說：
蓋經之本訓爲織之縱。絲織物先立縱絲爲本，而后加橫絲，則名爲緯。經緯之名，因含正副之義。傳之爲義，則本爲傳述、因述之義，而引申爲會議室出租佐助之稱，遂爲非正之名。傳名之立，本對經體，而欲明經體，必以緯體對觀。本爲經，則加爲傳。故本文爲經，而注、說、附記爲傳；年夜綱爲經，而委細爲傳；其義一也。本者爲正，正者爲尊，于是經爲官書、正書之稱；本者，不變也，故有經常之訓；于是經爲年夜道、圣書之稱；皆其引申也。徒執官定之一義，故有私史之牴觸；徒執圣書之一義，故有改制之謬說；皆忘其本、正之原義者也。明乎此，則六藝經傳及史子之稱經、傳者，皆通而無礙矣。[21]
這段話賅本括末，條理秩然，最見鑒泉“明統知類”的功力。
傳、記既是經之副，則六經以外亦有傳、記（以軌制而言，“其註釋爲經，附記爲傳，若會典之有事例，律之附例案是也”）。于是便有了內傳、外傳等項目，“六經之傳記非一體，內傳依經，外傳旁衍，皆述其義也”。如“漢人引《論語》，多稱爲傳”，《孝經》亦視爲記。“若《禮》之記，則或記儀數，以補註釋；或記異禮，以爲參證”，猶如“律之有例案”。“《尚書》之傳，亦取經外之事以補經也。”《年齡》之傳，體例尤嚴，“經爲綱略而傳具其詳”。鑒泉更指出，古時經、傳二者別行，“至唐而經史註釋與注疏猶未合并，正書、副書，各爲一本”。經與傳一正一副之義，此爲明證。六經乃記事之正書，“此外有傳說故事，亦名爲傳，與附經之傳同取傳述之義”，“其言多不雅觀馴，史遷所謂厥協六經異傳，整齊百家雜語，載籍極博，考信于六藝者，即以六經正一切傳記也。百家之所傳述，即六經之異傳也。諸子書中，即有傳記之文，不用遠征，即《新序》、《說苑》之所采可見矣”。[22]
按：呂誠之師長教師以爲，六經乃相傳古籍，“而孔子取以立義，則又自有其義”。孔子之義，不用與古義盡合，但不成說不本于古。而儒家所重者，乃孔子之義，非自古相傳之典籍。與經相輔而行者，粗略有三類，即傳、說、記。“傳、說二者，實即一物。不過其出較先、久著竹帛者，則謂之傳；其出較后、猶存口耳者，則謂之說耳。”傳與說皆附庸于經。記的本義是史籍，與經乃同類之物，亦爲相傳古書。“傳、說同類，記以補經不備，傳則附麗于經，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，亦總稱爲傳記。”年夜義則存于傳，不存于經。傳、說、記三者，以說爲最可貴，因其多保留孔門遺說。[23]蒙文通亦持類似見解，以爲儒家學說之根柢當然在六經，但是其年夜義重要保留在傳記之中。此類傳記“爲書之多，蘊義之富，爲后來學術之結集”，乃是戰國秦漢間新儒家融會諸子百家而成。經學之精卓處在此，不在經文自己。[24]此三家治學，自有異同，但是旨在鑒泉所謂“知言論世，總于明統知類”，則并無二致。誠之有進于鑒泉之處，乃是指出傳、說、記，尤其是說的主要性；文通獨具的手眼，則在貫通經學與諸子學，提醒秦漢間新儒家創辟之功。
鑒泉以其校讎的功力，推子書之原，亦頗有創獲。以爲“子書萌芽于年齡，盛于戰國，而衰于東漢，原出于古傳記而流衍爲文集”；而後人對此，“未有底本而論之者”。他自己以此自任，以章實齋“言公之義爲考論諸子書之鈐鑰”，“旁推于經生傳記”，“上溯于《國語》、《周書》”，俾由源至流，本末粲然。起首提醒一義，即欲明戰國諸子之主旨，必先研治其書，而欲治其書，必先知若何成書。昔之論者，不明“言公”之義，“年夜氐渾舉全書，惟恃考檢年月”。“其最基礎之誤”，在于以爲諸子書“皆出自作”，于是“考辨益密，而糾紛益多，竟至無書不僞”。實齋所謂言公，指前人不自著書，未嘗離事而言理，所重視者不是一己著作之名，而是其學說年夜明于全國。鑒泉據此言公之義，強調說，諸子之書本非一人的文集，書中記言兼記事，足共享會議室見其書乃是“一人之史，而非止一人之言”；又兼記古書，更可見此乃“一家之書，而非止一人之書”。亦言之，諸子書乃是“徒裔記錄”而成。顯而易見的證據有兩項，一共享空間是“多重復而零條不貫”，二是“皆稱某子曰”。《論語》、《老子》二書，均有“重條”、“重文”；《荀》、《莊》、《管》諸子中，“皆多年夜同小異之處”；《墨子》則一篇而載有三種版本；凡此可證諸書“言非一人，記非一人”。以《莊子》一書而論，“首尾一貫者，僅《駢拇》、《馬蹄》、《胠篋》、《決心》、《繕性》、《說劍》、《漁夫》、《全國》八篇耳”。“《荀子》書不止《粗略》以下五篇爲短節也，即《禮論》、《非相》、《非十二子》、《性惡》諸篇末，皆有與篇題不類之條段。”治諸子者對此，多疏忽而不加剖析，“而治傳記者尤甚”。如《老子》，“八十一章相傳已久，就章作詁，多有難通。至晚世而始有破其分章，認爲輯成者”。究其實，《老子》本與《論語》相類似，“一句兩句，亦可爲章，其不成通，惟有從闕，不用強說也”。若是“編《老子》者皆標‘子曰’，則無惑矣”。又如《禮記》，“條段長短不齊，求其底本而校之，則連綴之跡，竟然可尋”；《周易》中的《白話》、《系辭》，亦正此類；而“說者分章分節，亦多未安”。總之，“凡稱某子，便是門生之詞，莊周書中且稱夫子，其愛崇先師，或加子于某子之上”。總之，“唐以前，未有自著書自稱某子者”。更須知，說理之書而爲徒裔所集錄者，不僅華夏爲然。“釋迦之經，集于阿難；耶蘇之約，書于使徒；遞相傳衍”，一如七十子之于孔子，並且亦如《論語》、“言行兼顧”。又，“希臘愚人，多傳格言”，其體裁猶如《老子》；“蘇格拉底之語在柏拉圖書中，猶鬼谷子之爲蘇秦書也”。可謂“異地皆然”，足證此乃說理文初興時的常例。[25]
“諸子書之非自作”，唐以後人所共知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與《隋書·經籍志》“于古書皆不題或人著”，即爲明證。《史記》“于諸子皆云著書，又稱子思作《中庸》，孔子以曾子通于孝道，故授之業，作《孝經》，孟子與萬章之徒序《詩》《書》，述仲尼之意，作《孟子》七篇”，對此又當作何解釋呢？鑒泉答道：“著本渾詞，而古者每稱述爲作（如《左傳》稱召穆公作《常棣》），且審史公之言，亦止謂孔、曾授受，《孝經》因是而作，孟子與萬章之徒講論，七篇因是而作，正與〈書序〉之言作某篇雷同。”自唐以后，此義漸不明。宋《崇文總目》以來，“始于古書逐一標明或人撰”。明人則于古書傳來源根基無作者題名者，“更妄增之”。至近代，諸子之學漸爲人所重，加之考據之學興起，于學者便“爭言辨僞”，一見年月分歧，則“舉全書而僞之”。謬誤這般，可說是其來有自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是以，欲講明諸子之學，必須認清其書原是“集錄”，“不用手著”。于是可“祛一弊而得一善”，即祛“時代分歧之疑”，從而“分別以觀其旨”。[26]
諸子書的源頭既明，便可探討其流變了。西漢之時，諸子與詞賦“各爲門戶，不相混雜”，子家的體裁則與戰國時雷同。至西漢末季，“杜欽、谷永之徒以書記稱，體承諸子，法兼詞賦，而雜文之流成；劉向、揚雄以博聚會場地學著，雖名儒家，實近雜家，而專家之學衰”。東漢作者承繼劉、揚一派，“桓譚《新論》兼有記載、辨證，首開后世雜記之體；王充《論衡》有諸子之意，而亦以上書、奏記爲貴；王符《潛夫論》則多爲華采；應劭《風俗通義》則鋪陳名物”。“至三國，而又有評論時人時事之體”，如陸景《典語》，特爲劉知幾所稱賞；“傅玄《傅子》，竟可以當別史”。“戰國西漢之風，于是年夜變。”晉、宋以降，雖著名理之學，而子舒畢竟稀疏，“加以詞章益盛，濫及史、子，記事說理，皆尚華藻”；以致葛洪《抱樸子》、劉晝《新論》，“竟成駢文”；梁元帝《金樓子》，“遂似類書”。凡此之類，“名雖爲子，而實已非子矣”。鑒泉歸納綜合說：
綜上所述，發源于傳記之記言，初述古而后成一家言（由重言而立言）；初由徒裔記集，而后爲自作。其文體則初簡渾而后詳析，初急促而后暢遂，初零星而后條貫。至于漢世，則一家之書變爲一人之作。于是支分爲別傳而衍變爲文集焉。此其粗略也。[27]
專家之學的子書，既流變而成內容龐雜的文集，校讎之法自須有個人空間相應的改變。從情勢來看，“古之子即后之集”；就內容而言，則二者頗爲分歧。內容既殊，讀法不得不異。集之情勢當然是由子書衍變而來，但是集并非“代子而興”。“集之內容，實由《七略》詩賦一略而擴年夜之”。梁昭明太子〈文選序〉云：“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。”而《文選》的標準，則是“能文”，即所謂“事出于沈思，義歸于翰藻”。鑒泉指出，王儉撰《七志》，“改詩賦爲文翰，即因無韻之文，亦多本詩，故廣其名爲翰，即昭明所謂翰藻也”。阮孝緒《七錄》，“改翰爲集，然其時之集，仍止詩賦一流，未嘗濫及子、史。論事論理之文，皆進子中。史、子成書，仍自別行”。如嵇康《養生論》，爲《文選》所收，而其全書三卷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依然別出，即爲其例。“至于唐世，乃漸混濫，不唯論理 [事] 記事皆進集中，甚至成書亦混進集。”韓愈之《順宗實錄》，柳宗元之《非國語》，止是附于各自的文集，而非進集。“劉禹錫之《易九六論》、《因論》，皮日休之《年齡決疑》、《鹿門隱書》，則皆編于集中矣。”后世之著錄者，昧于“別裁”之法 [ 按：所謂別裁之法，爲章實齋所倡，其年夜意爲：“蓋前人著書，有采取成說，襲用故事者。（如《門生職》必非管子自撰，《月令》必非呂不韋自撰，皆所謂采取成說也。）其所采之書，別有本心，或歷時已久，不知所出；又或所著之篇，于全書之內，自爲一類者；并得裁其篇章，補苴部次，別出門內，以辨著作源流；至其全書，篇次具存，無所更易，隷于本類，亦自兩不相妨。”見其《校讎通義·別裁第四》 ]。專門之學因之而沈晦，至爲惋惜。[28]
由此便可推論治集之法。唐以前，子與集未混，表見其獨樹一幟言者，較爲不難。唐以后，經、史之流皆混進于集，當以如下三法治之：“一曰別裁其經、史、子之成書混進者。二曰表其有主旨能成一家言者。三曰表其有得力之處者。”鑒泉同時又指出，治唐集與治宋集之法亦應有分歧，其緣由是：“若其獨樹一幟，則唐多于宋；表其得力，則宋多于唐。”宋以后，“應酬牽率之風尤廣”，可謂“無家不備眾體”，非但“不克不及依其所得力之處以爲編次之甲乙”，並且多存“缺乏存之文”，故“言集之雜，至宋乃極”。但是宋集有一個長處，即“考證記述加詳”。“凡經、史、子部之不成書者，悉在此中，且有本足成書而不克成書，集反可代其成書者。”“張耒、方孝孺之集，皆可當子，邵廷采集可當一史”，即爲其例。[29]
鑒泉明統知類的功力，又可見于其裁論小說。中國昔時文人以小說爲大道，現代學者受東方影響，視小說甚重，但是于小說之名實，則往往不甚了了。鑒泉對此，探本溯源，裁斷精審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有“小說家”之目，鑒泉就此說道，所謂家，指必須獨樹一幟之言；所謂說，則意謂“傳說故事，口耳流傳，異于史職之書”（此處用“說”字的狹義，其廣義乃是“諸子百家之通名”），此類傳說因此“不用覈實，描述鋪張，而多甚溢之詞”。由此可知，凡無旨意者，不得稱爲小說；“質直記事之書”，亦不得稱爲小說。“說家”之所以加一“小”字，則以其爲說之小者，與儒、道、墨、名、法諸家相較，其說“短淺叢碎，不克不及成統系”，“非真能成一家言”，但是還是有其主旨，故“附于九流而不進九流之數”。史流與小說，有各自的“志”。史書所載，雖或掉實，但是其志畢竟在于求實。“敘述之態，揚厲而尚飾”，以求表述舞蹈場地其主旨，是爲小說家之志。二者之別，猶如“官廳報告”與“商店評話”的分歧。同時須知，所謂有旨意，并紛歧定能“述一義成一家言”，衹是“有興趣旨罷了”；小說敘述之掉實，亦并非“全爲虛造及有過誤”，衹是“增飾不顧實罷了”。[30]
以此標準來權衡，《世說新語》便不是真小說，因其“書中毀譽之詞，皆世之所說，非作者之意”。易言之，此乃“集說”，“止客觀敘述，而非主觀之抒寫”。小說與傳記相混，正自此始。又如六朝時，“明因果報應”的“鬼神之書”，1對1教學其意雖在“勸懲”，而作者“本以此爲征驗，欲生人之信”，“觀者雖或不信，而作者固以爲信，非采取傳說，揚厲文飾以道己意之比”，故亦不得謂之真小說。[31]在鑒泉看來，真小說在唐代是傳奇，宋以后則是平話。傳奇文體，“不過乎描寫纖委而文詞艷麗。凡敘事，纖則必增，麗則必飾，煒曄揚厲”。此乃說之所以爲說，即便實有其事，實有其人，這般敘述，“即是小說，不用定幻設”，並且唐人小說也紛歧定盡是“幻設”。至于平話或話本，雖爲舊日“論文者所不取，而實真小說”。宋代曲劇止有韻文，且情節簡略，后來“采話本以爲賓白體”，纔得以年夜成。故曰：“話本不獨爲小說正體之復興，且旁啓曲劇。”[32]
當時西洋小說的譯本，鑒泉瀏覽者亦不少。認爲東方小說“于人生無所不談”，而中國向來的小說，“乃僅述仙鬼勇俠艷情之事”，兩比擬較，“斯爲陋矣”。但是可說中國長篇小說不發達，但不成說短篇亦不發達；可說中國小說年夜多不如東方小說描寫之細，但不成說“無如其結構之精”。此處所謂中國小說，指的是敘事詩。中國詩本兼敘事，《詩·年夜雅》《文王》諸篇，及《焦仲卿妻詩》、《木蘭詞》等，猶如東方之史詩。后來中國詩“局于寫感抒懷”，敘事之風漸衰。“及至中唐，承樂府之緒而恢擴之，七言歌行廣說人事，實與彼之短篇小說同其體用。”敘事詩興起，“傳奇遂衰，而零條雜記之小說，遂亦僅述奇事，不廣說人事矣”。鑒泉列舉漢樂府《羽林郎》、《董嬌嬈》以下，直至清人金和、江湜諸人之作爲例，證明此類敘事詩與東方短篇小說，作法并無殊異。[33]按：此論可謂發後人所未發。
綜上所述，可見鑒泉以校讎法辨經傳之體，推子書之原，明文集之流衍，論小說之名實，皆有卓見。
四、論輯佚與辨僞
古籍時代久遠，不克不及無逸掉，實爲勢之必定。清人好古善疑而重考據，輯佚與辨僞之事隨之而盛。鑒泉以其校讎的功力，對此亦多有獨到見解。以爲輯佚者因類以求，取資最多者，有三注與四年夜類書。三注爲《三國志注》、《水經注》、《文選注》，四年夜類書則是《北堂書鈔》、《藝文類聚》、《承平御覽》、《承平廣記》。不過這僅是犖犖年夜者，讀書廣而眼光如炬者，可越出“因類以求”之外。如孫詒讓于陸淳《年齡集傳纂例》趙匡說中，輯得《竹書紀年》遺文共七事；繆荃孫于《蘇詩施注》中，輯得馬總《意林》逸文二條；“皆別人輯本所未采”。又如趙圣傳輯《左傳》服虔注（按：書名《左傳服義述》），“謂《公羊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儀禮》疏，皆六朝舊本，所引《左傳》多是服注”，鑒泉以爲此乃“得之于無形，尤爲巧矣”。同時又引明人胡應麟之說，指出唐宋時類書編纂者，往往并非直接援用原書，而是從以前的類書抄出。如馬總《意林》所引書，考之《隋書·經籍志》，存者不過十之三，“自余皆梁世一切，隋一不存”；馬氏《意林》所錄，自是從庾仲容《子鈔》纂出。鑒泉更指出，類書的這一弊端，《承平御覽》尤甚，凡輯佚者不成不知。總之，輯佚絕非易事，“非通校讎，精目錄，即差舛百出”，“晚世此風年夜盛，而佳者實少”，章宗源、孫星衍、馬國翰、黃奭諸人，皆有此類疏誤，以馬、黃二人爲甚。[34]
第一是漏。鑒泉以爲，“此弊人人知之，而能免者實少”。如馬國翰輯顔延之《庭誥》，“泛采逸文，而不錄本傳所載長篇”；輯《古今樂錄》，“于《樂府詩集》所引，半取半不取”；“實爲不成解”。[35]
第二是濫。凡有二端，一曰肊斷附會。如“馬驌《繹史》載《呂覽》《農書》四篇，謂蓋古農家野老之言，本是疑詞”，而馬國翰遂采用之，以當《野老書》。又，“《別錄》稱《尹都尉書》有《種瓜》《芥》《葵》《蓼》諸篇，馬遂采《齊平易近要術》《種瓜》諸篇爲《尹都尉書》。”凡此肊斷附會之弊，黃奭較少，但是如顔真卿《韻海鏡源》“逸文無存”，“黃氏乃以《干祿字書》分韻以當之”。《干祿字書》爲真卿從父元孫所撰，二人雖叔姪，而字書、韻書體裁分歧，若何能斷定爲彼此雷同？二曰本非書文。東漢以后，“書皆自作”，而馬氏“乃以《魏志》所載王肅對問當《正論》，王基對問當《新書》”，此等本是“隨口之語，非如他書答問之成文”，若何能以之當書篇？又如“《三國志》裴注引陸氏《異林》載一怪事，云：‘從父清河太守說這般。’”意謂此乃口說，“而馬氏遂以進陸云《新書》”，直是欺人之談，更爲好笑。又有本不是專書，亦不見于目錄，“而徒夸多種，遂妄力項目者”，“如束皙校《汲冢書》，撮敘粗略，而馬氏遂名爲《汲冢書鈔》”，并以諸書引古文《竹書紀年》者皆進之。凡此種種，“無乃太張皇乎！”私密空間[36]
第三是誤。鑒泉認爲，“此弊生于不考”。亦有二端，一曰不審勢時代。如“《史記索隱》引《魯連子》，下云：‘共，今衛州共城縣。’”此乃司馬貞所加按語，而馬氏遂連帶鈔進《魯連子》。《藝文類聚》引劉向《別教學錄》“《尹都尉書》有《種蔥篇》”，下云：“曹公既與先主”如此，顯然是引別的一書，馬氏亦連帶鈔進《尹都尉書》。又如《宋書·州郡志》連引稱《太康地記》與王隱《晉書》，“蓋合二書言之，而黃氏輯《太康地記》，悉鈔進之”，于是太康三年之書，有了太康七年“改合浦屬國都尉爲寧浦”之事。此等皆爲不審時代而致混雜之例。二曰據誤本俗本，如《意林》中，“傅子與楊泉《物理論》互譌”，孫、黃二氏輯《物理論》，據此誤本而不察于《傅子》遂進于《物理論》了。鑒泉特別指出，“《承平御覽》傳寫多譌，尤不成恃。”[37]
第四是陋。“此弊生于無識，凡有三端。”一曰不審體例。如《藝文類聚》引董仲舒“說上重粟”語，“閻若璩《困學紀聞箋》以爲是《年齡決疑》遺文，馬氏從之”，但是《年齡決疑》遺文，“皆設甲乙之事”，與此體例分歧，此自是《年齡繁露》諸篇佚文。另一例是“馬輯何承天《禮論》，以《通典》所載承天《駁難》進之”。二曰不考源流。“馬輯譙周《五經然否論》，以諸書所引譙周《禮祭集志》及諸論禮之文進之”，不知譙周曾繼蔡邕、董巴而撰《漢志》，凡此或是《漢志》之文，未必皆出于《五經然否論》。三曰肊定順序。如余蕭客《古經解鉤沈》，“以褚少孫引《年齡年夜傳》說社語屬莊公二十五年‘鼓用牲于社’下”。鑒泉以爲，“按古傳說多依經起義，不用專說某句”，這般“強配”，是謂不知體例。汪繼培輯《尸子》，嚴可均輯桓譚《新論》，皆未加詳考，“看文而定其屬何篇”，亦所未安。[38]
汪繼培輯小樹屋《尸子別錄存疑》一卷，葉德輝輯《傅子》，別爲《訂誤》一卷，鑒泉以爲，此二書“最爲慎密”，當以爲法。又指出，欲爲輯佚之事，必須了然于古書的存佚，不成名實相混。鄭樵《通志·藝文略》直接鈔錄《唐書·經籍志》與宋代《崇文總目》，明代焦竑撰《國史經籍志》，“又并鈔舊目”。二人“皆兼取佚書，而不著‘佚’字”，于是宋世已亡之書，似乎至明代猶存，因此招致后人不信其書。其結果是：“欲使佚者如存，而反使存者如佚矣。”[39]
總之，“羣書之中有逸書，存書之中有逸文，經子有逸篇，史或有錄無書”，此爲人所共知。“至于版刻既盛之后，子史專行之書，宜若不當有逸”，但是“書之有足本缺乏本之異者”，依然不少。緣由在于“篇簡有完闕，版刻有先后，初刻或非定本，重翻或據殘書”，故輯佚“必憑多本，乃克補完”。更有“行本皆同，而亦有逸文者”，如司馬光《涑水紀聞》、蘇轍《龍川略志》，若“校以《八朝名臣言行錄》，元本所引多溢出今本之外”，可見“徒憑異本，缺乏爲功”，欲求完備，“更當廣采”。若論篇卷之闕，則當“旁求他書以補之”，如孫星衍《廉石居躲書記》所謂，“曹學佺《全國名勝志》可以補《承平寰宇記》、《輿地紀勝》之闕卷”，便是一例。又，宋、明以降，諸書題跋“陳言累牘，人多厭而刪往”，但是對于稽考版刻源流等，頗有助益，可謂“其主要不下于書文”。[40]鑒泉見解之超卓與條理之密察，于此等處可見。
古書辨僞之事，二百年來，盛極一時。鑒泉最爲推許者，乃明人胡應麟《四部正譌》（支出其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）及清儒閻若璩《古文尚書疏證》教學。至于姚際恒《古今僞書考》，雖爲世所稱，鑒泉則以爲乃是“依靠閻氏”，且“詳亦不逮，尤多武斷未究之說”。其時古文家，如姚鼐等，沿韓愈、柳宗元之論，亦喜辨僞書，“而多以詞氣爲斷”。今文經學家末流，則“謂六經皆孔子所造”，使孔子成了“作僞之宗”，乃至古書幾乎無一不僞。鑒泉于此二派，皆所不取，以爲今文經學之論乃是“偏畸”，古文家以詞氣爲斷，亦是“虛幻”，“皆不如考證之可憑”。但是“考證者不皆詳慎，而又不皆有校讎之識”，其考證的結果往往是于不僞者疑其所不當疑，而于僞者則證其所不用證。可說是前代之患是“誤僞爲真”，本日則是“誣真爲僞”；前代之掉是“考證太疏”，本日則是“考證太密”。[41]按：此爲鑒泉對于當時學界辨僞之風的年夜判斷。近三四十年來，地不愛寳，大批簡帛古書出土，此中多有過往視爲僞書者。“走出疑古時代”的呼聲由之而起。[42]鑒泉在辨僞之風盛極一時之際，獨能不逐時趨，講明古書體例，與余季豫（嘉錫）、呂誠之諸師長教師桴鼓相應，可謂孤明先發。[43]
鑒泉指出，“欲變僞書”，須先界定何謂僞書。“僞者，不真之謂”，故所謂僞書，當指“後人有此書教學場地罷了亡，或本無此書，后人以意造僞書而冒其名，實非其人之作”。若于此定義分歧，即不當列爲僞書。但是“昔之論者，多囫圇不析，往往以非僞爲僞”。所謂以非僞爲僞者，年夜體可分六類。[44]
“一曰事之乖謬。”嚴可均《書《說苑》后》指出，劉向此書所記諸事，與《左傳》及諸子所言，“或時代牴牾，或一事而兩說三說并存”，《韓非子》所載諸事亦是這般，此乃“所見異詞，所聞異詞”所致。生于二千年后，實應多聞闕疑，不當少見多怪，畫一對待。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亦謂，諸子書往往借勢前人來宣揚己說，“年歲舛謬，事實顛倒，皆所不計”，甚或虛造故事以證成其說。鑒泉是以強調，“事雖僞，而書則非僞”，切不成“以所言之誤，而疑其人之非”。[45]
“二曰文有附益。”凡一書的流傳寫刻，經歷不止一手，注語、識語等常常誤進于註釋，還常有續書之作（如《史記》續書），或底本殘缺，寫古者掇拾遺文，他書之文因此誤進，或功德者妄以己意改竄原文。凡此種種，皆使書中有僞，但不等于書自己便是僞物。[46]
“三曰傳述。”章學誠謂“諸子思以其學易全國，……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”；“前人先有口耳之授，而后著之竹帛”；“諸子著作成書之外，別有微言緒論，口傳其徒”，甚至“師之所詔”與“徒之所衍”渾而莫辨。（《文史通義·言公上》）孫星交流衍、嚴可均二人，亦有類似之論。鑒泉據此說道，凡漢以前諸書，皆是這般，“雖有主名，而本非所作，無所謂冒”；本是一家之言，非一人之作，亦無所謂僞造。論者以時事與詞氣作判斷，比如“認家譜爲鼻祖之著作”，其謬顯然。[47]
“四曰依托。”章學誠謂，“百家之學，多爭托于三皇五帝之書”，其書當然是出于依托，其主旨則未必絕無師承；又說，“古未嘗有著述之事”，兵、醫、農諸術之書，托于太公、黃帝、神農野老，看似僞撰，實則未盡然，因爲此等術數，本是出于“官守師傳之道”，不成以文字斷其真僞。（《文史通義·詩教上》）鑒泉補充說，此類書以術數家言爲最多，“至今猶然”，“雖本無其書，而旨有所出，言有所承，無所謂造，亦無所謂冒也”。若以時事、詞氣作準繩，則猶如“認詞狀爲告者之親筆”。[48]
“五曰補闕。”“惜古書之闕，而以己意補之，豈惟書非其書，亦且言非其旨”，當然難逃作僞的罪名。“然明稱曰補，補者有人”，既不是冒名，若何可目之爲僞？[49]
“六曰托古。”己意不直說，而假托于前人，不單本無此書，並且本無此說，豈非是僞？但是既不諱言借名造說，顯然不是居心作僞以欺世。若以此爲僞，則《莊子》中有假托盜跖之語，盜跖豈非成了莊周之掉主？[50]
鑒泉總結說：“凡此六類，最宜詳察。知坿益則知真中有僞，知依托則知僞中有真，辨析及此，斯爲善讀書矣。”又指出，第一、二兩類，人所共知；五、六兩類，人雖知而多疏忽。三、四兩類，“則章氏特發，孫、嚴略窺”，其他諸人，于此皆不了然，“而世之稱僞書者，此二類乃獨多”。致誤之由，“在不明前人著作之情狀”。須知“古所謂或人之書，止是或人之說，即稱某作；亦或止是某所發明，非即某屬其詞而書之簡也”。若執后世著作之例以論古書，“疑僞遂多矣”。是以，“凡論古書，必以辨主旨爲先，而時事、詞氣次之，不獨古子爲然也。”“考據家以核時代爲良方，而不知辨主旨；古文家以審詞氣爲長技，而不知辨體例”；故其結論不成靠。鑒泉更指出，考據家視以爲證而其實缺乏爲證者，凡有三端。“一曰史志不載。”當知《七略》校讎，所據者衹是中秘書，叔孫通之禮、蕭何之律，皆所不載，豈可以此爲證，認爲二者均是僞撰？唐、宋以后的史志，“遺闕尤多，豈得以修史者一時所見爲備哉？”“二曰篇卷分歧。”須知唐時通行卷子，“卷短而多”，宋以后通行葉卷，“卷長而少”，“或分或并，歧異多矣”，豈能據此鑒定一書之真僞？“三曰他書相同。”但是“諸子、傳記，每多互存，或傳述同源，或裁證己說，雜家本屬兼收，古言不私一己”，豈可“據以定真僞”？[51]
胡應麟曾提醒，書“有非僞而僞者”。[52]鑒泉以爲，此乃“冒名之事”。冒名有兩類：一是“竊人之書以爲己有”。以晚世事言，如“秦嘉謨竊洪貽孫之《世本輯》，李調元竊屈年夜均之《廣東新語》而改其名爲《南越筆記》”。二是“假人之名”，“近代1對1教學有勢者多屬其賓客著書而自居其名”。如納蘭成德《陳氏禮記集說補正》，實爲陸元輔撰（據方苞說）；谷應泰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實爲徐倬撰（據鄭元慶說）；“畢沅之書，年夜氐其賓客所爲”。又，“集眾編書，始于唐武后”，“晚世所編書首，具列銜名，雖著錄者皆用總裁之名，猶可知《周易折衷》出李光地，《詩義折衷》出孫嘉淦，《三禮義疏》出方苞、吳紱輩。然纂修之人紛歧，《通鑒輯覽》楊述曾之力爲多，則非觀其墓志不知矣。《四庫》分纂，則銜名類列，不知何類屬何人，惟野史類出邵晉涵，禮類出任年夜椿，子部出周永年，佚見他說耳”。私撰之書，亦有類似情況。著錄羣籍之時，于此等處不成不加以留意。[53]按：本日撰寫學術論文，強調所謂國際規范，每引一書，必開列作者名，對于竊名、化名等不加留意，對于古書不題撰人，更是懵然不知，于是《舊唐書》撰者爲劉煦，《宋史》撰者乃脫脫（按：脫脫不識一丁字，能撰《宋史》乎？），《孟子》作者題爲孟子，《管子》作者題爲管子。食洋不化，一至于此，令人不由掉笑。
胡應麟《四部正譌》于僞書之事，有一總結，謂“凡四部書之僞者，子爲盛，經次之，史又次之，集差寡。凡經之僞，《易》爲盛，緯候次之。凡史之僞，雜傳記爲盛，瑣說次之。凡子之僞，道爲盛，兵及諸家次之。凡集，全僞者寡，而單篇列什竄匿甚眾”。（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第322頁）鑒泉對此解釋說：
經之《易》爲盛者，以《易》流爲術數，而術數之書，本多傳述依托之體也。史之雜傳記爲盛者，以其挾恩仇也。子之道爲盛者，子本多傳述依托，而道家之流最廣也。年夜氐經有傳授，史本實事，皆不易僞爲。子家多古書術數，止重所言之法訣，而二類又本傳述依托之體；說理之文，可恣己意；故僞者獨多。至于文集，則人人可爲，不用作僞，然亦有僞者，則書賈假本，以應搜求。宋以后文集單一，熟習者稀，故其欺易售。如盧文弨所說，以劉過集爲蘇過集，以吳師道集爲蘇舜卿集，此類甚多，頗難察覺。然止更名假充罷了，固非作僞之例也。[54]
按：古往今來，于書籍作僞一事，辨析精詳，至于這般，可謂年夜體無遺憾了。鑒泉的校讎功力，即此可見。
五、后案
近人汪辟疆（國垣）有《目錄與目錄學》一文，將目錄學分爲四類：一爲“綱紀羣籍簿屬甲乙之學”，二爲“辨章學術分析源流之學”，三爲“鑒別舊槧讎校異同之學”，四爲“撮要鉤玄治學涉徑之學”。第一類乃目錄家之目錄，第二類爲史家之目錄，第三類爲躲書家之目錄，第四類則是讀書家之目錄。辟疆主張，目錄學家應考慮于一、二類之間，“由綱紀羣籍范圍，而略涉辨章學術范圍”；所謂目錄學者，“非僅類居部次，又在確能辨別源流，詳究義理，本學術條貫之旨，啓后世著錄之規，方足以當之”。[55]以此爲準繩，則鑒泉者，可謂目錄學家之翹楚也。
鑒泉治學，沿鄭樵、章學誠之緒，植基于校讎，重視統類，但是對于鄭、章二家之說，亦多有糾正。鄭樵著《校讎》、《藝文》二略，“斤斤于謹類例”。“類例本于《七略》，原于六藝”，鄭氏卻“不知《七略》之意”，于目錄著作中七略法若何演變而爲四部，亦不予講究，唯知“碎分子目”，繁瑣糾葛，謬處甚多。究其緣由，乃在“惟恃看文揚名之一法”，而“未嘗講明源流，收拾統系”。[56]鑒泉于章氏，備致敬意，曰：“章師長教師發明七略，功越鄭樵，近古以來，未嘗有也。”于其“別裁、互著二法”，尤爲推許，以爲此乃“不刊之論”，同時又指出，實齋難免“持論太過，致傷體義”。校讎之學，貴在講座場地分別門類，窮原竟委，而實齋于此，未能詳究，一如鄭樵。鑒泉認爲，章氏之誤，凡有五端。一是“主張互著太過”，乃至太零星而輕重掉宜。二是“主張別裁太過”，乃至年夜似編類書，往往“裁所不當裁”。三是“收《七略》所無，地位未當”，其故則在不知“以六藝統羣書”。四是“持源流之論太過，顛倒虛實，混雜部次”，其緣由亦在未能深明學術之統系。五是“誤譏班氏”，不知劉向別錄羣書，“以辨章學術爲主，故以《輯略》冠首”，而班固所撰，乃是史志，“以記錄掌故爲主，故疏散《七略》，附于各目之后”。[57]
從以上所述可知，鑒泉治校讎，條理之密察，統系之清楚，不僅遠逾鄭樵，且亦邁越章氏。鄭氏雖言謹類例，其實并不真知類例，因其昧于統系故也。章氏能知類，然于“明統”一事，畢竟未精，與鑒泉相較，史識終覺不逮。鑒泉孜孜于“明統知類”的校讎法，目標是論世知言，即陳寅恪師長教師所謂“在史中求史識”。[58]玆以其論明末三風與子學流變二事爲例，以見一斑。
《明末三風略考》開首云：
明末有三風，爲他時所無，一曰隱士，二曰游俠，三曰紳衿橫恣。三者互爲因果，而皆原于士年夜夫之驕侈，沿唐人科第之風而怙權勢，襲宋元名流之習而好玩戲，招納門客以遂其欲，而隱士游俠皆出此中。士年夜夫中復分爲二，曰鄉紳，曰士子。而游俠之劣者則爲棍徒。鄉紳凌虐布衣，平易近或起而抗之，士子棍徒則或佐鄉紳，或佐布衣。至于將亡，其鬬爭益顯。社盟門戶鬬于內，外國盜賊攻于外，而內復有此病，故魚爛而不成整理。世惟知明之亡由門戶流寇邊患而不察此。此爲史所不詳，而小說詳之。觀《萬歷野獲編》，已見其端矣。[59]
此外還援用多種子、集二部之書，如錢謙益《列朝詩集》，馮時可《兩航實錄》，李栩《戒庵漫錄》，王士禎《池北偶談》，劉鑾《五石瓠》，張履祥《近鑒》、《近古錄》，顧公燮《消夏閑記》，趙吉人《寄園寄所寄》等；《實政錄》（呂坤撰）及《明儒學案》亦見援用；真所謂“廣史”也。（鑒泉認爲，凡記實事者，皆當進于史部，此之謂廣史。又，此處所謂小說，乃取凡是用法。依鑒泉之見，小說須有主旨，無旨意而質直記事者，皆不得謂真小說。）以此“廣史”觀念治史，視野便年夜爲開闊，能用不難得之書，發人所未發。
鑒泉推子書之原，甚有見地，前已述及。還有《子疏定本》一書，以其校讎之法論諸子學，以《莊子·全國篇》、《荀子·解蔽篇》、《呂氏年齡·序意篇》及《七略》諸子類敘爲依據，由總論而分論，條別至爲清楚，時有獨見。以爲“凡物皆始渾而后析”，古之道術“本合一而后分化”。[60]“年夜道散而后有子術，未散則止有官學；空論興而后有子書，未興則惟有記載”。又謂子術、子書非無因此突生，“子術未興，已有道家之大要，但止稱爲道，而不與后之道家同耳；子書未興，已有說理之書，但止名爲語，而不與后之子書同耳。”所謂道術，“乃人之生涯法，有人而即有之，古初之時，自有其原始之理學，雖粗鄙，而年夜體有所成”。此“立品處世之道”，便是后世道家之所始。道術之托始于黃帝，緣由正在于此。子書未興之前，“僅有白叟所傳之成訓格言”，“此類成訓守于史官”，而史官乃“當時獨能多見典籍，告訴故事之人”。道家出于史官，此爲緣由之一。“華夏學術以儒、道二家爲主干”，道家最爲源遠流長，“變遷亦最年夜，支派亦最多，深如數理，淺如田父野老之人生觀，皆不出道家范圍”。道家可分爲“言超”與“言逆”兩派：一爲“巨大而放蕩”，“自莊子以來，至東漢而盛，至六朝而和會佛說，乃成文士娛老之清談”；一爲“平實而淺薄”，“自西漢以來，流傳平易近間，與儒術無形調和，成爲尋常格言”。“道家形上之說，則至隋唐而進佛學（露臺、華嚴），復流進儒（程、張）”。[61]
至于儒家，則如《說文》所謂，乃“術士之通稱”，亦即明六藝者。“降及孔子，以六藝施教，其學遂以儒家名。”（據劉師培說）鑒泉更強調，孔子“止傳先王之教法”，其所講求，本是“貫天人而未嘗別爲名”。[62]（按：此說與張孟劬[爾田]所謂孔子乃“儒家而實兼道家者”，頗可相通。[63]）諸子百家之興，則在儒、道既分之后。鑒泉對此，有簡要而清通的敘述，云：
儒家以仁行禮，荀卿掉其本而拘禮之跡，謂性爲惡，故專以強齊爲務。道家以靜體道，慎到掉其真，而以勢爲道，謂己當往故，專以齊物爲務。強齊必以法，法不定則如無法，故必嚴刑賞以勝法。刑賞之權必有所歸，故必陰用術而亢君威。溯其會議室出租初衷，亦在齊一無爲，而既掉其道，又據惡性輾轉推尋，遂與初衷年夜相反背。發自慈而終于酷，發自平而終于酷，發自靜而終于煩，發自虛而終于固。流與源反，事固多然，莊周所舞蹈場地謂“始乎陽常卒乎陰”也。
若以申、韓歸罪于黃、老，猶如以商、韓歸罪于周、孔，豈不荒謬？[64]按：此一梳理，由源達流，愜心貴當，非精于校讎者不克不及道。
《子疏定本》寫畢，鑒泉撰《底稿題記》一篇，謂：“吾初記此，不料其成績條理如此。每讀一書，輒能綜其綱要，疏浚證明，初不費力，而覺其詳碻反過于後人，此通校讎之效也。”[65]此雖自喜之言，然確是實情。如鑒泉者，固“推十合一”之讀書種子也。校讎之功偉矣。
（刊于東吳年夜學《第一屆中國古典文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臺北：圣環圖書，2010年）
【注釋】
[1]《中書·認經論》，支出其《推十書》（成都：成都古籍書店，1996年影印本），第一冊，第23頁（原書卷二，頁一上）。
[2]《校讎通義》卷一，葉瑛《文史通義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下冊，第945頁。
[3]《中書·三術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一冊，第8頁（原書卷一，頁二下）。
[4]同上，第9頁（原書卷一，頁三）。
[5]《中書》卷首，《推十書》，第7頁（原書頁一）。
[6]《中書》二《學綱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一冊，第9-10頁（原書卷二，頁四下——五上）。
[7]《目錄學》上編，《推十書》第二冊，第1729，1752頁（原書頁一上，四七下）。
[8]《續校讎通義》，《治四部第二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二冊，第1587頁（原書上冊，頁三上）。
[9]上書，《通古今第一》，第1586-87頁（原書上冊，頁一上——二上）。
[10]《泰和宜山會語》，《馬一浮集》（杭州：浙江古籍出書社、浙江教導出書社，1996年），第一冊，第12-24頁。
[11]《中書》一《認經論》，第27頁（原書卷一，頁八上）。按：“前人不過事而言理”，原書“人”作“文”，顯爲手平易近之誤，玆矯正。
[12]《續校讎通義》一《通古今》，第1587頁（原書上冊，頁二下）。
[13]上書二，《治四部》，第1587頁（原書上冊，頁三）。按：鄭寅此語，見于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7年），第399頁（卷十四）。
[14]《治四部》，第1587-88頁（原書，頁三下——五上）。
[15]同上，第1588-89頁（原書，頁五下——七上）。
[16]同上，第1589頁（原書，頁七）。
[17]上書三《外編》，第1589-92頁（原書上冊，頁七下——十二下）。
[18]上書四《定體》，第1592頁（原書上冊，頁十二下——十三下）。
[19]同上，第1592-93頁（原書，頁十三下——十五下）。
[20]參看《認經論》三《六經可該學術之流變》，《中書》二，第30-34頁（原書，頁十五下——二二上）。
[21]《校讎述林》卷一，《經傳定論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二冊，第1647頁（原書，頁二下——三下）。
[22]同上，第1647-48頁（原書，頁三下——五下）。
[23]呂思勉《先秦學術概論》（昆明：云南國民出書社，2005年），第71-80頁。
[24]蒙文通《論經學遺稿三篇·丙篇》，載所著《經史抉原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5年），第150-151頁；及蒙季甫《文通先兄論經學》，載蒙默編《蒙文通學記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教學場地，1993年），第72頁；參看拙作《經通于史而經非史——蒙文通經學研討述評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92輯（2008年4月），第264-265頁。
[25]《子書原論》，《校讎述論》卷一，第1649-53頁（原書，頁七上——十四下）。
[26]同上，第1653-54頁（原書，頁十四下——十六下）。
[27]同上，第1655頁（原書，頁十八下——十九下）。
[28]《文集衍論》，《校讎述林》卷二，第1656-58頁（原書，頁二十上——二五上）。按：“不唯論理記事”，原刊本“理”作“事”，顯爲付梓之誤，玆矯正。
[29]同上，第1662-63頁（原書，頁三二下——三四上）。按：張耒有《張右史文集》（《四部叢刊》初編本），卷五十二至五十七共六卷爲論議類，論法論治論禮，論晉唐，論歷代人物，足可別裁爲一總子書。方孝孺有《遜志齋集》，鑒泉以爲，是書“有一貫之旨，復能極辨論之勢，疏達成理，足以超葉正則 [適]、陳同甫 [亮] 而上繼張文潛 [耒]，雖師景濂 [宋濂 ]，蓋出藍矣”。見所著《舊書別錄》卷六，《推十書》第二冊，第997-98頁（原書，頁三上——五下）。邵廷采有《思復堂集》。近人張舜徽著《清儒學記》（武漢：華中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5年），謂廷采常日“留意讀史，于明代掌故，考索尤勤。特別對明末遺事，留意搜訪”；其文集卷九有《略》十二篇，分論田賦、戶役、國計等，又有《史略》六篇，分治體、兵制等。（第163頁）此即所謂可當一史。
[30]《小說裁論》，《校讎述林》卷四，第1705-06頁（原書，頁一下——三下）。
[31]同上，第1709-10，1711頁（原書，頁九下——十下，十三下）。
[32]同上，第1713，1714，1717頁（原書，頁十七下，十九下，二四下）。
[33]同上，第1723-26頁（原書，頁三七下+四二下）。
[34]《目錄學》上編二《存逸》，第1737頁（原書，頁十七上——十八下）。按：胡應麟原文見其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書社，2001年），第37頁（甲部卷三《經籍會通》三）。
[35]《目錄學》上編二《存逸》，第1737頁（原書，頁十八）。
[36]同上，第1737-38頁（原書，頁十八下——二十上）。
[37]同上，第1738-39頁（原書，頁二十上——二一下）。
[38]同上，第1739頁（原書，頁二一下——二二上）。
[39]同上，第1739-40頁（原書，頁二二上——二三下）。
[40]同上，第1740-411頁（原書，頁二四上——二五上）。
[41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《真僞》，第1742頁（原書，頁二七）。按：呂誠之師長教師（思勉）的見解與此雷同，其《論讀子之法》一文謂，讀諸子書，宜留心求其年夜義，而近人辨諸子真僞之術，實不甚可托。其術大體有二：一是“據書中事實立論，事有非自己所能言者，即斷爲僞”；二是“就文字立論”。“二法皆有可采，而亦皆不成專恃”，因“子爲一家之學，與集爲一人之書者分歧”。見所著教學《經子解題》（上海：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1995年），第100，101-102頁。
[42]李學勤著有《走出疑古時代》（沈陽：遼寧年夜學出書社，1997年），主張“把文獻研討和考古研討結合起來”以求“學術史的再認識”（第19，8-10頁）。李零近著《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4年）周全描寫近年來對簡帛古書的研討，主張學術史的改寫。
[43]季豫師長教師有《古書慣例》之作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5年），于古書體例及辨僞問題作周全的探討。誠之師長教師著《經子解題》、《先秦學術概論》（二書重印本甚多），于先秦學術之流別、經子古籍的體例諸事，亦有獨到的見地。
[44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《真僞》，第1742頁（原書，頁二七下——二八上）。
[45]同上，第1742-43頁（原書，頁二八下——二九上）。按：余嘉錫《古書慣例》卷二〈古書多做作故事〉節列舉“托之前人，以自負其道”；“造爲故事，以自飾其非”；“因憤世嫉俗，乃謬引故事乃至其譏”；“心有愛憎，意有向背，則多溢美溢惡之言，敘事遂過其實”；“諸子著書，詞人作賦，義有奧衍，辭有往復，則設爲故事以證其義，假爲問答以盡其辭，不用實有其人，亦不用真有此問”；“前人引書，唯于經史特爲嚴謹，至于諸子用事，正如詩人運典，茍有助于文章，固不問其真僞”；“術士說鬼，文士獵奇，無所專心，聊以稱心，乃虛構異聞，造爲小說”等七端，可參看。（第76-91頁）
[46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〈真僞〉，第1743頁（原書，頁二九上）。按：《古書慣例》卷四專辨附益（第119-130頁），頗詳備，可參看。
[47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《真僞》，第1743頁（原書，頁二九上——三十上）。按：參看《古書慣例》卷一《古書不題撰人》節，第23-26頁。
[48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《真僞》，第1743頁（原書，頁三十）。
[49]同上，第1743-44頁（原書，頁三十下——三一上）。
[50]同上，第1744頁（原書，頁三一上）。
[51]同上，第1744頁（原書，三一上——三二下）。
[52]《四部正譌》上，《少室山房筆叢》，第290-291頁。
[53]《目錄學》上編三《真僞》，第1745-46頁（原書，頁三三上——三四下）。
[54]同上，家教第1746頁（原書，頁三五）。
[55]《目錄學研討》（上海：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，2000年），第1-10頁。
[56]《續校讎通義》上冊，〈糾鄭第九〉，第1609，1611頁（原書，頁四六下——四七上，五一上）。
[57]《續校讎通義》下冊，《匡章第十六》，第1641-43頁（原書，頁五八下——六二下）。
[58]見俞年夜維〈懷念陳寅恪師長教師〉文，引自蔣天樞《陳寅恪師長教師編年紀輯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97年），第47頁（卷上）。
[59]《右書七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一冊，第351頁（原書卷七，頁十上）。
[60]《子疏定本》上冊，《子疏先講》，《推十書》第一冊，第794頁（原書，頁七下）。
[61]同上，《老徒裔第三》，第810頁（原書，頁三八上——三九下）。
[62]同上，《孔裔第二》，第800頁（原書，頁十九上）。
[63]《史微》，黃曙輝點校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書社，2006年），第81頁（卷四）。孟劬曰：“六藝未歸孔子以前，君人南面之術根據于道家；六藝既歸孔子以后，君人南面之術皆調和于孔子。夫孔子，儒家也，以司徒一官上代舊史之統，則儒家而兼道家矣。”
[64]《子疏定本》下冊，《法家第八》，第851頁（原書，頁十九上）。
[65]同上，第874頁（原書，頁六五下）。
作者惠賜儒家網發表
責任編輯：葛燦燦